民國2年

重光先生於民國2年生於台北縣，十餘歲隨家人遷至台北，於今日成淵高中完成中學學業後，轉赴日本求學。學成返國後，即在迪化街設立商號，展現商業長才。

民國27年

有感於當時台灣大企業，皆為日本殖民政府所控制，重光先生乃與友人遠赴中國平津、東北與上海發展，也因此結識了當時偽滿洲國產業部長的岸信介先生(日本前首相)及許多日後成為日本政要或企業鉅子的日本友人，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誼。重光先生於旅滬期間，曾創設通華銀行、通華企業及通華中小學，同時結交了連震東先生、謝東閔先生、吳三連先生、黃杰先生及許多國民政府重量級人士，累積不少人脈資源，奠定了日後在台灣得以咤叱風雲的根基。

民國34年

日本戰敗投降，國民政府籌組接收小組，在李鴻章孫子李仰尼推薦下，重光先生受階陸軍上校，隨澎湖要塞接收小組史文桂中將，返台接收澎湖。

民國36年

時在上海的重光先生，驚聞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，立即號召旅滬台灣人募集資金，組團返台聲援台灣同胞，其後雖因台灣局勢太亂，無功折返上海，但身臨其境見證了至今仍餘波盪漾的歷史大事件，也因此於民國八十年獲邀擔任「行政院二二八事件小組」召集人，及「二二八建碑委員會」召集人。

民國38年

大陸失守，重光先生返回睽違13載的故鄉-台灣，自然而然成為當時本省人的政治顧問，而在外省人與台灣人之間築起了一座溝通的橋樑。

民國49年

重光先生接受國民黨徵召，參選公職人員選舉，當選兩屆台灣省議員以及台北市改制院轄市後首屆市議員、第二屆國大代表。雖然從政資歷不長，但不論在幕前或退居幕後，對台灣政壇及日本政壇的影響力卻不容小覷。如民國47年重光先以台灣工業總會理事身分，應邀在日本國會發表演講，提出有名的「陳構想」，呼籲日本應該將技術與機器南進東南亞發展，因此而帶動了日本投資東南亞的商業風潮。

民國79年

發生中日釣魚台事件，雙方劍拔弩張，一觸即發，重光先生赴日交涉，終能達成在民國80年中，由中日民間共同出資擴建釣魚台燈塔，成功擊出了一記漂亮的外交全壘打。

民國80年

修憲之前，由民進黨發動的四一七抗爭大遊行，重光先生居間擔任兩黨協商見證人角色，成功平息了黨政糾紛。

民國87年

重光先生溘然長逝，政府感念其一生對國家社會之貢獻，足為國人楷模，乃頒發褒揚令，以國旗覆棺表彰。

除了在政治上展現超強的協調能力，重光先生跨足之行業(註)，橫跨公益、教育、金融、運動、航運、宗教、傳播、製造業等，領域之廣，幾乎無人能出其右。重光先生人情練達，至性至情，重義氣，講信諾，以「助人為快樂之本」、「別人存錢，我存朋友」為座右銘，加上卓越的協調力及敏銳的觀察力，終能獲得非凡成就。